草原征服型王朝为何能一统天下?(草原时期)

你好，问题中的草原征服型广义上指的是游牧民族。

在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征服先进文明的例子很多，比如：早期的古巴比伦王国，就是由游牧民族闪米特人征服农耕文明的苏美尔人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的元朝也是，还有征服西罗马的哥特人，都属于游牧民族一统天下。

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1.作为游牧民族主要靠狩猎，养殖牲畜来维持生计，在草原上会进行长时间的打猎，包括为了寻找肥沃的草料地点进行迁徙，这种方式相对于定居民族在是更贴近战争生活的。

2.每个游牧民族的男子都需要学会骑马打猎，天生就是骑士与猎人，这点与定居型的民族在个体战力上有很大的区别，汉族政府很长时间的士兵不是全职的，相当一部分都是有战时候当兵，和平时候种田。这样士兵的军事素质就会产生一定的差距。当武器装备拉不开差距，自然不如游牧民族的军队。

3.游牧民族要想强大也必须团结，通常一个游牧民族会分成众多的部落，他们在不同的猎场打猎，宗教文化包括习俗都会有点差距，如果分散作战，其实也不足为虑。成吉思汗征服中原地区最主要的基础就是统一了蒙古各部落。

4.军队作风，农耕和城邦文明的人们打仗都是靠征服供给，依城作战，这就涉及到后勤问题，当战线拉长或者孤军深入，就会出现供给不上的危险。而游牧民族不同，他们进攻其他文明目的很直接，抢钱抢粮抢资源，打完就地补给，甚至掳掠当地人回去当奴隶。他们是不存在后勤问题的，以战养战，来去迅速。

5.内部原因，如果强大的城邦文明没有出现问题，通常游牧民族也是没有机会的，宋朝属于积弱已久，内部腐朽不堪。历史上的秦汉都面对过统一各部落的匈奴，但是都取得了胜利，这与国力是否强盛也有很大的关系。

最后说一点：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即使能够征服统一，但是也是很难持续的，通常会有两个手段：一是被当地文化同化，进行民族融合。二是利用宗教或者文化手段，强行维持信仰统一。

一提到匈奴，大家肯定会有一个固有印象，就是匈奴在军事上很强大，而且长期对汉朝进行压制。比如，汉朝初年的时候，刘邦被匈奴的四十万骑兵围困在白登山上七天七夜，最后只能用计脱身。而在被压制了七八十年之后，汉朝直到汉武帝才有能力组织起北伐。这个故事当然没有错，但仅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而已。如果站在匈奴的角度，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内容就会大不一样。这就要从匈奴政权的起源说起。

我都知道，在学术界有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中国之所以会在秦朝时完成政治统一，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来自北边匈奴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战国时期入侵中原的匈奴骑兵规模就已经有十几万了，而到了汉初的时候，匈奴已经能够一次性出动40万大军，所以，中原只有构建更大规模的政治体才能够同匈奴抗衡。这个理论虽然没有错，但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秦朝统一天下是在公元前221年，六年之后秦始皇就发动了对匈奴的北伐，三十万大军从长城出击，把匈奴击退了七百里。有一句话，我们都知道叫“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也就是说，至少在秦朝时期，在军事上中原是对草原反压制的。但是，仅仅十五年之后，同样出动三十万大军的刘邦却差一点被围困致死。中原和草原，双方的力量对比似乎发生了逆转。那我们就要问，这十五年中，草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匈奴的另一面

对于匈奴来说，这十五年的日子真的不好过。首先南边秦始皇把他们击退了七百里，其次西边的月氏也对匈奴进行军事压迫，匈奴为生存不得不向月氏进贡，而东边的东胡也在不断蚕食匈奴的领土。南、西、东三个方向同时对匈奴进行压制，匈奴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了。此时此刻，匈奴有两种选择。第一是离开草原，向更北的，环境更恶劣的地方迁徙；第二，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强大起来。北迁的成本实在太高，所以匈奴只能背水一战。

其实，匈奴自身的实力并不弱，问题在于他们原先的政治体制，让他们的军事优势发挥不出来。公元前209年之前，在政治上，匈奴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那个时期，虽然也有单于，但他的政治地位实际上仅是部落联盟的联盟长而已，就跟周代的天子相似，对各个部落基本没有控制力，更不要说统一指挥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原地区会频繁地遭受匈奴的入侵，因为入侵的匈奴根本不是一伙的。前面虽然说过，战国时期就有十几万的匈奴军队入侵中原，但这十几万军队是拼凑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劫，所以，十几万大军被李牧很轻松的就击溃了。这种形式到了冒顿单于的时候发生了改变，冒顿单于是一个铁腕单于，他为了当权，不惜弑父杀妾。他建立了一支属于自己的直属军队，并利用军事和外交手段将原本松散的匈奴重新统一，建立了匈奴帝国，时间就是公元前209年。说巧不巧的是，秦始皇在后一年去世。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熟悉了，冒顿先击败了东胡，然后驱逐了月氏，甚至月氏首领的头骨都被他拿来当酒壶。在东西两边都搞定之后，冒顿率四十万大军南下，逼迫汉朝同匈奴展开贸易与和亲。这就是为什么，匈奴能够在十几年之中迅速崛起的原因。

这个时候匈奴是东亚地区的头号霸主，按理来说应该高枕无忧才对，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即使是逼着汉朝采取和亲和贸易的政策，匈奴在面对汉朝的时候，仍然不轻松，原因很简单，两个政权的实力相差太大了。匈奴的总人口是150万左右，只有汉朝的1/40，双方的人口体量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别。虽然，在军事上匈奴胜了汉朝，但组成一支四十万的大军，这事对匈奴来说已经是极限了。同时，北方草原气候恶劣，除了牲畜和毛皮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因此，在经济物资上，匈奴严重依赖中原。这样一来，匈奴就陷入了一种很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与汉朝为敌，另一方面又要严重依赖汉朝。但如果在经济上严重依赖汉朝，匈奴就很难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史书就曾经记载，汉朝向匈奴开放贸易之后，“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但是，如果匈奴为了保持政治独立而和汉朝完全断绝经济关系，连生存都会变得很困难。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匈奴单于就采取一种“外部边界战略”。这里的“外部边界”指的是中原和草原之间的界限，这个“外部边界战略”，其实就是利用军事优势，不断向汉朝施压。于是，即使是在有和约的情况下，匈奴仍然会不定期地对中原进行军事劫掠，逼迫汉朝更新条约。这样一来，匈奴就可以利用军事，一方面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平等，另一方面又以此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种战略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之后，匈奴的“外部边界战略”开始崩溃，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在绝对实力上面，匈奴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足以支撑其政治独立了，也就是原先那种通过武力逼迫汉朝更新条约的办法，失效了。第二，匈奴内部爆发了政治危机，整个帝国开始分裂。第一个原因大家都很熟悉，不用多说，我们重点说一说第二点原因。刚才说到，匈奴原本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是冒顿单于把匈奴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的。这种模式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匈奴单于并不是一个制度，而是一种权威，只有拥有权威的人，才能领导匈奴。这样一来，匈奴就没有固定的权力继承模式，往往都是兄终弟及。也就是说，只有当最后一个弟弟去世以后，才轮到子一辈继承权力。这样一来，匈奴的继承者就不十分明确，同一时间可能有很多人都有继承的资格。于是，在遭受汉朝的军事打击之后，匈奴一度分裂成五个部分，史称“五单于并立。”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边界战略肯定执行不下去了，于是匈奴开始了“内部边界战略”。这个战略其实也简单，就是为了能够战胜其他单于势力，五单于之一的呼韩邪单于就在政治上依附汉朝，在名义上成为汉朝的从属，然后利用这层关系，向汉朝谋求经济支持，以此来打击其他的单于部落，恢复匈奴的统一。所以，历史上，匈奴分裂成了南北两支，南匈奴采用“内部边界战略”在汉朝的帮助下，将北匈奴赶出了北方草原。

过去，我们看待匈奴总是带着一种中原视角，把匈奴看作是外部的军事和政治威胁。却没有想到，站在匈奴的角度，汉朝也是一种外部威胁。同时，匈奴自身也存在着内部危机，而为了应对这些危机，匈奴自身也经历了很多历史阶段。从松散的联盟到政治统一，从“外部边界战略”到“内部边界战略”。而且，在历史上，不仅匈奴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经历了这些阶段。唐朝时的突厥和明朝时的蒙古，都有相似的经历。比如突厥也曾分为南北突厥，蒙古也曾分裂成东西蒙古，这是一种草原政治的典型模式。

东胡是如何兴起？又为什么能在中原地区成功地建立政权？

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东胡”。“东胡”有两种含义，首先和匈奴同一时期，生活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西南地区的部落，被称为“东胡”，这是狭义上的东胡。广义上的东胡，指的是在“东胡”部落消亡之后，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其他部落，比如鲜卑、契丹、女真、满洲等等。在历史中，“东胡系”和“草原系”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匈奴、柔然、突厥都没有在中原地区建立过政权，只有蒙古统一过中原。而鲜卑、契丹、女真、满洲都曾经在中原地区建立过比较成功的政权，这是为什么？原因说起来其实很简单，“草原系”的游牧者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只有草原视角的一元政权，而“东胡系”的游牧者建立的政权是一种二元政权，因为它们能同时兼顾草原视角和中原视角。

我们下面来详细地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一元政权。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详细讲述了匈奴的政治逻辑。在匈奴那一套政治逻辑中，无论是“外部边界战略”还是“内部边界战略”，其出发点都是自身的政治需要和经济需要。中原地区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可以被抢劫和敲诈的“钱袋子”，另外，中原还有可能威胁他们生存的政治力量。所以，他们既没有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兴趣，甚至对不能进行游牧的领土也不感兴趣。他们一心一意就是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即使在名义上成为汉朝从属的时期，匈奴的政治在实际上也还是独立的。后来的突厥、回鹘，都是如此。比方说，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唐朝平定不了叛军，还借助回鹘的力量收复长安。我们都知道，当时的长安已经是千年古都了，是农耕文明最繁华的所在，按理说回鹘可以乘机占领长安，或者向唐朝提出其他的领土要求。但是，回鹘在收复长安之后，将长安城一抢而空，只留下一座空城给唐朝，他们只对财富感兴趣，对领土几乎没有丝毫兴趣。像这种只有草原政治意识的政权，就是一元政权，更准确地说，是草原性“一元政权”。

既然匈奴、突厥、回鹘的政治都是以草原为中心，那么这种政治模式必然是无法适用于中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匈奴在中原地区建立了政权，比如东晋时期的前赵、后赵，也都是昙花一现，存在不了多长时间。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严格意义上“后赵”政权是羯人建立的，但羯人实际上是匈奴的一个旁支，所以“后赵”政权算是匈奴文明。

那么为什么像鲜卑、契丹、女真这样的“东胡系”就可以成功地在中原建立政权呢？因为，他们建立的政权，一般同时具有中原和草原的二元性，或者说游牧和农耕的二元性。比如说，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政权。北周虽然是鲜卑人建立，但是北周政府却能做到，从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剥离，在政治上既不偏袒鲜卑，也不偏袒中原，建立了一个具有双重文化认同的政权。再比如，北周政权让所有人都姓鲜卑的姓氏，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就曾经叫“普六茹坚”，“普六茹”就是鲜卑姓氏。姓氏虽然改了鲜卑的，但是在文化上北周却是大力推崇儒学的。而且，在政治上，北周是鲜卑、中原并重，大批的中原士人在北周政权中有很高地位。后来的辽和金也是如此，辽的行政系统有南北之分，北院管契丹，南院管中原。金朝一方面以骑射打天下，另一方面又极其推崇中原文化，金朝的各个皇帝都精通儒学和诗词。这种能同时兼具和平衡草原、中原两种文化的，就是“二元政权”。书中总结这种二元政权的模式说：二元化让官僚机构和游牧的军事部落都被统合在皇帝手中，于是这位皇帝对于双方而言都具有绝对的权威。

那么，为什么“东胡系”可以建立二元政权呢？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比较根本，草原和中原之间界限分明，年降水量高于四百毫米，就可以进行农业耕种，而少于四百毫米的就只能长草。所以地理上的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就是南北之间的分界线，这条线大约跟长城的地理位置相当。但这种界限也不是绝对的，在中国东北部和俄罗斯西南地区，因为地靠海洋，所以这里最北边是草原，中间是森林，南部是可以进行农耕的地区。所以，在经济和生活模式上，这一地区的部族，既熟悉游牧，又熟悉农耕，因此天然就兼具中原和草原的二元视角，这是根本原因。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从北魏到北周，鲜卑人通过长达上百年的尝试，终于建立起了一个二元化政权的先例，让后世有了模仿的对象。

于是，中原、草原和东胡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权力周期。最开始的博弈是在草原和中原之间展开的，例如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回鹘。而等到草原和中原双双衰落之后，东胡政权就通过二元化的方式，在中国北方崛起。例如，匈奴和汉朝衰落之后，鲜卑崛起。唐朝和回鹘衰落之后，契丹和女真崛起。

元朝和清朝在政治上有什么不同

我们知道了草原政权和东胡政权的政治逻辑，以及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历史，或者说东亚历史的运转周期。但是历史从来都不是数学题，所有的政治逻辑和历史周期，都有例外的时候，这个例外，就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王朝都是统一中原的游牧政权，蒙古虽然在血缘上和“东胡系”有关系，是鲜卑旁支的后裔，但在后来的几百年中，他们主要的生活方式和政权崛起都是在北方草原。所以严格来说，蒙古是“草原系”政权，他们建立的元朝存在的时间不足一百年；满清源自东胡系，他们所建立的大清，存在了276年。

先来说元朝，关于元朝，很多人都认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面积最大的朝代，有330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两个俄罗斯大。但实际上，元朝虽然面积大，但却只有1375万平方公里，只比清朝大59万平方公里，有330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不是元朝，而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是成吉思汗建立，后来的继任者前后分别是窝阔台、贵由、蒙哥。蒙哥死后，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这直接造成了蒙古帝国的分裂。四大汗国和元朝各自独立互不统属，虽然后来四大汗国曾一度承认元朝是“宗主国”，但仍然改变不了蒙古帝国分裂的事实。也就是说，元朝只是原先蒙古帝国的东亚部分，控制区域包括北方草原和中原。

我们在前面说过，草原系的游牧政权对中原领土没有兴趣，但蒙古看上去是一个例外，它不仅统一了中原，还在中原建立了政权。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算是个例外，因为统一中国只是当时蒙古征服世界计划的一部分。而后来，元朝之所以会建立，完全是因为蒙古帝国分裂导致的。更关键的是，元朝虽然统一了中原和草原，但是在政治逻辑上，它依然延续的是草原系的一元传统，这一点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

比如在认知方面，蒙古人根本无法理解中原地区的优势和作用，他们曾一度想将中原地区改造成草原。其次在文化方面，他们对于中原文化极度排斥。在元朝皇帝中，除了忽必烈和元顺帝之外，其他皇帝都几乎不会中原的语言。他们还把儒家思想放置在很低的位置，所谓“九儒十丐”，就是说儒生的社会地位，仅仅比乞丐高。然后在社会层面，人被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社会地位相差很大。最后在行政方面，担任政府高级职位的全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而中原人只能担任低级职位。这一切都说明了，元朝是一个以蒙古人为中心的一元化政权。所以，元朝的政权其实很不稳定，忽必烈和元顺帝在位时间加起来刚超过五十年，而在剩下的四十多年中，竟先后出了十几位皇帝。而且在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来自民间的武装起义，竟先后有18次之多。种种迹象都表明，光靠蒙古人和蒙古文化，是无法长期治理和控制中原的。

而且在元朝皇帝的观念中，中原地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元顺帝，在朱元璋的军队兵临城下的时候，元顺帝几乎没有尝试任何方式的抵抗，直接弃城而走。书中对此评价说：尽管元朝首领们已经长期远离草原生活，但他们还是以同样随意的方式，像他们的前辈获取中原一样，轻易就放弃了中原，全然不考虑有什么后果。

和元朝相比，清朝不仅存续时间更长，而且在政治上高度稳定，领土面积也跟元朝差不多，有1316万平方公里。清朝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仅仅在于它延续了“东胡系”的“二元政治”。甚至还超越二元政体，建立了一个多元政体。

刚才说到，“二元政体”就是让政府本身具有游牧和中原的双重身份认同。而清朝不仅建立了双重身份认同，还进一步建立了多重身份认同。比如，我们都知道，清朝的军队以“八旗制”为主，而“八旗制”不仅仅包括满洲人，还有蒙八旗和汉八旗。不仅如此，清军入关时还借助了一股纯中原的力量，就是吴三桂。在平定天下之后，吴三桂和其他中原军事力量被封为具有实权的“藩王”，和八旗军事贵族平起平坐。

当然，很多人都知道，在康熙时期吴三桂被清朝政府武力平定，但这并不是说清朝政府打压纯中原的军事力量。在吴三桂被平定之前，满洲的军事贵族，就随着鳌拜的倒台被康熙狠狠地打压过一次。也就是说，在军事上，清朝政府并不特别偏袒任何一方。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在政府机构中，满、汉官员的比重几乎差不多。而且清朝十分重视科举制，无论出身草原还是中原，大部分人都要通过科举制才能入朝为官。

这是清朝处理满洲与中原关系的策略，是典型的“东胡系”政治传统。但是，清朝和北周、契丹、女真不同的是，清朝不仅同时建立了中原和草原的身份认同，还陆续建立起了其他地域的身份认同，比如西藏与蒙古。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皇帝既是中原地区的皇帝，又是满洲八旗的旗主，还是蒙古地区的大汗和藏地的文殊菩萨转世。也就是说，清朝政府建立了至少四种文化身份认同，这就是为什么说清朝超越了传统二元政治的原因。

在这种政治模式下，过去作为中原和草原区隔象征的长城，就完全失去了实际上的意义，从此变成了历史遗迹和文化符号。过去，在东亚地区博弈的三角关系，也在清朝最终完成了融合。

我认为草原征服型王朝有几个特点比较容易统一天下，第一个是草原王朝靠畜牧业来维持部族生计，这种生存方式相对简直便捷，不像农耕方式有那么多的各种条件给制约。第二个草原王朝的人民善于骑马，他们有较强大的骑兵部队，骑兵部队速度快，善于机动打起仗来就非常有优势，第三个就是草原王朝的人民都是生活在北方，北方人本身身材就比南方人身材更高大健壮，无论力气身高什么的都比农耕民族厉害点，所以以上三点是草原王朝更容易统一天下的有利条件

当时蒙古的西进大军主要分为两支，一支为旭烈兀的西征大军，主要任务是进攻伊斯兰世界，他击败了阿拉伯帝国，占领了巴格达和叙利亚，并准备挥师埃及。另一支是金帐汗国军，主要方向是进攻基督世界，长久以来和波兰、匈牙利的交战中占据上风。在此期间，蒙古开创了鼠疫“细菌战”，欧洲因为鼠疫“黑死病”3个世纪死亡了约2000万人，整个欧洲人口锐减了近1/3，欧洲各国都人心惶惶。

用严格的组织纪律组织将散漫的游牧民组织起来，让他们不再在正面战场上不堪一击

将草原上所有的游牧民族团结起来，组成了一个所谓的蒙古部落，让他们跟随自己抢劫农耕文明

蒙古骑兵在战术上有优势，但是优势有限。所以蒙古帝国在征讨不熟悉游牧民族战术的欧洲、中东时虽然连连得手。

游牧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是一股不容忽略的力量存在，他们逐水草而居，以蓝天白云为帐，文明落后，习俗野蛮，却建立了强大如突厥帝国、塞尔柱帝国、花剌子模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金帐汗国的草原帝国，成为广大定居民族无法摆脱的梦魇。

农耕文明在与渔猎文明对决中之所以屡屡败下阵来，其一是因为攻守之势不同。草原上气候条件相对恶劣，冬天有雪灾，夏天有旱灾，还有狼灾、虫灾……脆弱的自然环境迫使游牧民族必须不时地对农耕地区发动劫掠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而农耕区一般处在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的区域，农耕民族缺乏征服游牧民族的动力，而且游牧民族没有定居的习惯，很难通过军事征服消灭其有生力量。古往今来，农耕文明基本上对游牧民族采取守势，东西方历史上都有通过修筑长城防止蛮族入侵的先例。

其二，游牧民族尽管在物质文化上发展缓慢，但是存在很大的军事优势，这一优势是由具备精湛弓箭技术和极端灵活性的骑兵发挥出来的。他们从孩提时代就接受训练，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追逐猎物，精通各种潜伏和追踪的诡计。在战场上遇到敌人，他们会突然发动袭击，又迅速消失，然后再出现，紧紧追随敌人，不让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猎物一般，折磨对方，直到敌人筋疲力尽，才发动致命一击。蒙古骑兵在进攻时极少与敌人贴身肉搏，而是通过投射或弓箭进行远程攻击，瓦解对方士气，之后近战用蒙古刀收割人头，在冷兵器时代，这种骑兵战术基本上毫无破绽。对农耕文明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是草原帝国能够一统天下的关键，一旦封建王朝国力衰退，游牧民族就会趁虚而入，以摧枯拉朽之势将敌对势力彻底荡平。

其三，游牧民族能主动接受先进文明同化，避免了观念、习俗、宗教信仰的冲突。草原民族见识了农耕文明的繁荣和昌盛，很容易心向往之，在推翻封建王朝并取得统治权后往往倾向于接受先进文明的驯化，这样就极大地缓和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摩擦。欧洲基督教信仰之争持续了几个世纪，先进文明间的融合不仅缓慢，而且充满了反复、鲜血和战争。

游牧民族虽然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农耕民族，但是除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祚延续了600多年，多数草原王朝都很短命。战无不胜的草原英雄在马上征服了天下，但当脱下战袍，放下屠刀后，便迅速迷失在了纸醉金迷中，还有什么比安逸的生活更能腐蚀一个勇士的灵魂呢？而且在火炮和枪械技术成熟后，游牧民族残存的最后一点优势也化为虚无，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骑士们骑着战马，挥舞着马刀，冲向曾经匍匐在地臣服于他们，现在却端着步枪严阵以待的敌人时，落日的余晖将他们的背影永远定格在了黄沙之上。